（2）深化资本市场发展，股市是政策突破口。
在非银行业融资规模目标被首度量化的背景下，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就具有更为急迫的现实意义。相对于债券市场发展前景规划，此次《规划》提出的多重股市发展改革路径非常清晰和明确，包括完善不同层次市场间转板机制和退出机制、深化发行体制改革、完善再融资制度和投资者回报机制等。随着上述股市改革计划逐渐进入实质实施阶段，股市融资门槛有望降低，股市也将发挥更强大的融资功能。
（3）鼓励民间资本进入金融服务领域，进一步加强对民间金融的规范和引导。
继温州金改方案之后，支持民间金融规范发展更被提到国家金融规划的高度，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的改制和增资扩股，支持民间资本参与设立小微金融机构的改革方向进一步明确。同时，《规划》从完善法律法规、打击非法金融活动和加强对担保公司、典当行等机构的监测监管几个方面，提出建立和完善民间金融监管体系的方向，旨在针对性解决民间金融“监管缺位”的问题，助推民间金融“阳光化”改革。
民间金融是一把“双刃剑”，如治理得当，可增强经济发展的动力，但若以“一刀切”的方式，统统放开或全部禁止，则可能会成为引发经济和金融风险的“爆点”。此次《规划》基于“疏”、“堵”结合的原则，全面勾勒了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的图景，政策层面推动民间金融改革的路径和方向更加明确。
3.改善金融运行机制，稳步推进若干关键领域改革
（1）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进入深水区，方向直指金融机构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
除了鼓励民间资本参与金融机构改制和增资扩股外，《规划》还分别明确了商业银行尤其是大型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及资产管理公司深化改革的方向，直指上述三类机构改革发展的关键所在。以大型商业银行为例，《规划》要求其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机制，推进股权多元化，和建立有效的用人选人和激励约束机制，不但旨在进一步优化大型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和控制权问题，也希望针对2008年金融危机中西方银行运营管理中暴露出的深层次弊端，主动推进相关改革。
随着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步伐不断加快，选择合适的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非常重要。《规划》认可金融控股公司模式，为金融机构进一步向其他金融服务领域扩张明确了路径，而事实上，我国大型金融机构开展综合化经营一直是以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存在。在现行法律法规不可能对混业经营进行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金融控股公司模式得到政策认可，为金融机构拓展经营疆域和扩张服务范围提供了政策空间。
（2）利率市场化基本形成较完整的机制安排，路径更加明确。
推进利率市场化是《规划》最大的政策突破之一。《规划》不仅提出完善基准利率体系、疏导利率传导机制和改革原则，还明确将“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等途径作为推进利率市场化的路径，基本形成了较完整的利率市场化机制安排。
在构建完善的基准利率体系方面，《规划》明确提出“进一步发挥上海银行间同业拆放利率的基准作用”以及“健全中长期市场收益率曲线”。在疏导利率传导机制方面，《规划》提出继续完善中央银行利率调控体系、引导金融机构增强风险定价能力和建立健全利率定价自律机制三个方面的改革方向。“放开替代性金融产品价格”作为利率市场化的路径选择之一在此次《规划》中被明确提出。事实上，近年理财市场快速发展，理财产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储蓄存款的替代品，理财产品价格的放开，就可以被视为间接放开存款利率价格的路径之一。
然而，利率市场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其推进进程要受到金融监管体制与机制改革步伐、相关法律法规配套以及银行业金融机构改革等因素制约，这也是《规划》未能明确利率市场化时间表的现实原因。
（3）明确资本项目开放目标，实施措施更加具体。
受2008年金融危机等因素影响，上一个金融五年规划仅提出“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改革思路，而此次《规划》具体提出了“放宽跨境资本流动限制”、“健全资本流出流入均衡管理体制”和“完善对外债权债务管理”三项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开放的改革措施，并提出在规划期末“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目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程度在本《规划》期内将持续提高。根据“实现直接投资基本可兑换”和“提高证券投资可兑换程度”两项改革目标，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限制将仅限于短期外债。
（4）提高金融对外开放水平，改革重心转向“走出去”
与上个金融五年规划主要强调吸引外资金融企业来华的“引进来”的改革导向不同，此次《规划》则将“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作为提高金融对外水平的路径。在“引进来”的具体改革方向上也与以往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华经营的改革方向不同，此次《规划》鼓励金融机构通过多种形式利用境外资本。在危机后以大型银行为代表的中资金融机构经营实力持续提升的背景下，《规划》明确了完善金融机构“走出去”的数项制度安排，中资金融机构国际化发展有望获得更多政策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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