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的信息社会给人们工作生活方式带来的的变化太大了。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24岁才离开农村，作为过来人，对通讯方式的飞速变化感受特深。
记得在老家时，人们与远方亲友的联系方式就是书信。那时交通工具也很落后，乡下邮递员大都是步行送信，一封信从寄出到收信人收到，距离近者需要个把星期，稍远一点的要十天半个月。偏远的地方甚至要个把月。每当人们有急事要告诉远方的亲人时，发电报算是一条捷径了。乡下的人发电报至少得到公社，电报按字数计费，若发10个字大约3角多钱，比起一封平信8分邮资来，算是奢侈消费了。因而，不是亲人病故之类的急事，一般是不会拍电报的。
1981年，我从长沙调到衡阳建行。那时还只有单位才有办公电话，平常百姓家不可能安装电话。记得单位电话也只能与市区单位直接通话，若要电话联系县区单位，得先拨邮电局长途话务台挂号，挂号后，就耐心等待邮局接通对方电话。上午上班挂号，直到下班还没接通对方电话是常有的事。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一种新兴的通讯工具——传呼机走进了人们的生活。数字的、汉显的、长的、方的、彩色的，总之各种类型、各种档次的BP机在人们的腰间演绎着别样的风情。那时最流行的一句话是“有事呼我！”年轻人腰间的传呼“嘀嘀”地响了，便匆匆忙忙找公用电话回话。在我们行里，当时公家为外勤人员每人配一个BP机，以便在他们外出时方便联系。妻子是行里的预结算审查员，属外勤，她享受了这种待遇；我呢，内勤，没资格享受。
接下来，一种叫做“大哥大”的手持电话也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大哥大”确实名副其实，个头大，体型笨重，算得上是手机中的“战斗机”了。采用的还是模拟信号，功能也非常单一，但是在那个时代，“大哥大”却是身份的象征。只有那些暴富的人才会拥有一部“大哥大”，在街上“大哥大”也会为他的主人赢得很多回头率。
1992年，衡阳开通了程控电话。此时，我的小家庭也开始有了点小积蓄。没过多久，便花三千多元初装费装了一部家庭电话。
一晃又是20来年了。如今，我一家5口除小孙女外，每人不知用过多少部手机了，不慎丢落的手机大概不下6部。从黑白屏到彩屏，从单一的直板型到翻盖和旋转型，从和弦到MP3、MP4和可以拍照、摄像的多功能音乐娱乐手机，令人眼花缭乱，稍不留意，一夜之间你就可能遭淘汰了。
通讯工具的变革给我们带来的是高科技和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的来临，即使远隔重洋，只要轻轻点击鼠标，便仿佛近在咫尺；足不出户，便可以了解世界。书信-公用电话-传呼机-大哥大-手机，它们就像一面多棱镜，折射出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变化和伟大祖国的欣欣向荣、日益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