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贴子，说的是很多学者到台湾访问，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台湾的学者和国民党一些高级将领的后代到现在也搞不清，“为什么在短短的三年时间内，国民党失了中国大陆这片大好的河山？”因为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根据国共双方的对比，普遍认为共产党要想要赢得战争简直就是天方夜谈。所以到现在为止他们依然是一头雾水。
蒋介石退到台湾后，认真反思了失败的教训，他认为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上。他在1948年8月的一个高级军事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但那时蒋氏的党国败局已定，绝无回天之力了。
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内部席卷了一股接收大潮，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个接收委员会，国民党的军政接收大员打着“接收”旗号，大发“国难财”，将土地、矿山、企业和国家财产中饱私囊，导致内部的腐败不可遏制。正因为腐败导致了军人丧失了信仰；正因为丧失了信仰，高级军官指挥打仗成为了第二职业；也正是因为丧失了信仰，党内宗派横行、山头林立。如此之党国岂有不败之理？
其实，战争刚刚开始时，几乎没有人会相信中共会打得赢。重庆谈判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国民政府的威望和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数量接近500万，轻武器都是二战时盟军的装备，重武器都是美式榴弹炮。那时，毛泽东主席的口袋里揣了一个刘少奇从延安发过来的清单，当做谈判的筹码。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数量是127万，主要轻武器是步枪，重武器还是从日本人手里缴获的山炮。民兵还基本处在冷兵器时代。但是战争开打以后，国军的许多将士感到疑惑，不知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尽管一战下来解放军伤亡很大，却人越打越多，到三大战役结束后，解放军的总人数达到了400多万人，而相当一部分的战士和下级军官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转化过来的。最耐成寻味的是：辽沈战役与廖耀湘兵团一仗下来之后，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当照当时的条例，要对俘虏进行甄别，解放军的政工干部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就在野地上用树枝搭了一个门，上面写了“解放门”三个字，被俘人员凡愿意加入解放军的就从这个门走过，不愿加入解放军的就回家种地，结果有三分之二的人参加了解放军。
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印在军事指挥上。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领海州的部队和野战部队沿着陇海路向除州收宿。因为陈粟的部队就压在陇海路的北面，这是一次行动是要冒极大风险的，所以保密工作做得相当严格。严格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天司令官还不知道。可是，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人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上我啊。”李延年当时就感到很困惑，“校长不是让我死守海州吗？我还能走到哪里去？”他觉得不对劲，赶忙给南京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那么，如此之重大军事秘密是谁涉露的呢？后来经查，那个找李延年的人是刘峙在海州生意的代理人，做海盐生意。因为徐州剿总的刘司令长官清楚的知道，这次行动将对他的生意带来什么后果，所以赶紧通知自己的生意代事人，而不是通知战区司令官李延年，以此避免他生意上的损失。
国民党的失败还有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党内、军内派系林立，形成了一个个利益集团。他们整天喊着党国利益高于一切，实际是私利高于一切。
孟良崮战役时，陈粟大军将张灵甫包围在阵良崮，但是陈粟的包围圈外还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更大包围圈。这一仗陈粟是身陷险境，两面作战。但是，打到最后，张灵甫扛不住了，请求离他最近的黄伯韬支援，其实黄离张灵甫最近的一个师，离陈粟只有三华里，用重炮都可以交叉射击，但黄就是不支援，只说“打不动。”后来，万般无奈的张灵甫只好发出了一封这样的电报，“请各位兄弟赶紧支援，我这边顶不住了！”结果他收到的回电竟然一律是“我们请张军长增援！”张灵甫拿着电报蒙了，知道自己命已该绝了。
杜聿明在淮海战役打到最后，只好仰天长叹，“看来我们没有希望了！”张灵甫死到临头，“我终于弄明白了我们军队内部的游戏规则。”
唐太宗李世民有句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从蒋氏集团上世纪中叶那三年的兴衰历史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一个政党，一个民族，仍至一个国家，如果缺乏信仰，将个人利益当做至高无上的利益，那么所面临的命运就可想而知的。
改革开放三十年，由于放松了理想信念教育，滋生了不健康的土壤，于是社会上各种逆流、暗流应运而生。现如今很大一部分人都认为信仰并不重要，关健是有钱才有一切，但是我们不仿仔细想想，凡成大事者，有几个人心中没有一个理想，没有一个信仰？没有理想和信仰，就不可能有持之以恒的追求；没有持之以恒的追求，就不可能取得事业的成功，自我价值的提升。
前任总书记胡锦涛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在2011年的“七一”讲话中，提出了“四大危险”和“四大挑战”，第一次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振耳发聩的警示。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再一次重申了“四大危险”和“四大挑战”。十八大以后，新一届党中央顺应民心、党心和时代潮流，重新解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全党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惩治腐败只是手段，牢固树立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意识，重塑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信仰才是目的。只有牢固树立了党的宗旨意识和共产主义信仰，才能有效消除“四大危险”，应对“四大挑战”，才能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