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父亲，我曾写过几篇文字追忆他，怀念他，纪念他。而母亲呢，却没有。想起来觉得有点厚父薄母，亦或有“重男轻女”之嫌。多次萌生为母亲写点文字的念头，今天遂下决心付诸行动。
母亲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家庭妇女，善良忠厚，勤劳俭朴。辛勤劳作一辈子，只知付出，不知索取；只知默默做事，从不论人短长。
母亲生有四个子女，我排行老三，老二是唯一的女儿，四岁时因出天花不幸夭折，于是便剩下我们三兄弟。
父亲是个教书匠，常年累月在外工作，回家时间不多。在我们兄弟成年之前，家里抚儿育女、锄园种菜、打柴砍樵、缝补浆洗、喂猪养鸡、柴米油盐等等，里里外外就是母亲一把手。
在大集体年代，我们生产队穷得叮当响，社员们一年到头摸爬滚打在田边地头，一天的工价仅有几毛钱，最差的一个年头只有一毛九分钱一天。大家劳累一年，到年终决算时，没几户能分到工钱，多数农户还要倒找口粮钱给队里。而分到的口粮往往只能吃到开春，有的甚至过完年就没米下锅了。我家是“四属户”，生活条件在生产队还算上等。但也还是吃不饱、穿不暖，挖野菜、吃麦麸、啃红薯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而母亲绝对总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尽量让我们少饿点肚子。记得有一次，不知父亲在外面通过什么途径弄回家几斤“熟米”（当时我们乡下对现今的这种精制米的称谓，相对于糙米而言），我们是第一次见到。母亲给我们兄弟和我奶奶每人蒸了一大钵“熟米”饭（那时普遍推行“计划用粮、节约用粮”，家庭也流行用钵子蒸饭），让我们吃了个饱，大饱口福。而母亲自己呢？只是象征性地吃了一点，这令我们终生难忘。
在穿着上，我们小时候总是母亲自己纺纱，请人上门织布，再买些染料自己染色，然后她又手工为我们缝制布扣衣、锁头裤。待我们稍大一些后，则开始请裁缝师傅登门用缝纫机缝衣服。鞋子都是母亲手工制做的粗布鞋。袜子是那种买回来的长筒袜，母亲手工纳个袜底缝上去后再给我们穿，经久耐用。
人们普遍认为婆媳之间很难相处，坊间婆媳关系紧张者居多数。而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倒是婆媳关系相当好，而翁媳关系倒不时有点小疙瘩。我的祖父解放前就已去世，我们兄弟都未见过祖父。祖母是1970年去世的。母亲与祖母相处30多年，在父亲大多数时间不在家的情况下，她却对祖母关怀备至，衣食住行安排照顾得周周到到、熨熨帖帖，她对祖母的孝顺在当地有口皆碑。在我们兄弟成家后，直至母亲1996年离世，她与三个儿媳的关系都很融洽，从未红过脸，形同母女。母亲在扮演儿媳和婆婆两个角色的50多年里，演绎得非常出色。
母亲性格脾气特好，教育子女总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从未对我们兄弟动过武。记得在我五六岁左右，有一次，母亲叫我用竹篓子提十多个鸡蛋去一小卖店兑食盐。不安分守己是小孩子的天性，在路上我手握竹篓提梁让竹篓上下360翻转划圈子，对篓子在上鸡蛋在下鸡蛋也不下掉感到很新奇、很好玩。谁知，一不小心竹篓失控，鸡蛋全打烂。盐没兑到，鸡蛋也没了，怀着恐惧心理返回家里，心想肯定得挨揍。然而母亲并未揍我，也没重骂我。只是教我以后不要再犯这样的错误了。还有一次，我放学回家途中与同学嬉戏打闹，不慎打坏了一家店铺的柜台玻璃，心里好害怕。但母亲得知后也没打我，教训了几句后，领着我去店铺进行了赔礼道歉并赔偿了损失。
母亲出身不大好，外公家系小土地出租，家庭成分较高。外公外婆在我很小的时候都已去世。我有两个舅舅和五个姨妈，在那阶级斗争年代，社会关系是个极其敏感的词眼，或许是父母亲为了避嫌，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与舅舅姨妈家有一二十年没通往来，以至我竟一直未见过我的两个舅舅和其中三个姨妈。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我们家才恢复与在世的外公后裔的往来。我揣测，其实，说母亲不想与亲兄弟姐妹谋面那是假的，只是为了使丈夫少受牵连、儿女能过得安宁一点才将那份情感埋藏在心底。
一事当前，先替别人考虑，从不想麻烦连累别人，包括家人。这是母亲一辈子的性格使然。即便在她重病至大小便失禁的最后日子里，在我们兄弟轮流守护的夜间，她都不让我们熬夜，执意叫我们睡觉休息。有一晚我们都睡着了，她竟自己拔掉针头下床欲上厕所……那时她已经神志不清，但脑子里对子女的关爱却又异常清晰！这就是无私的母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