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我又一次来到父亲的坟边，在大雨滂沱中祭拜长眠在青山中的父亲，忍不住眼泪婆裟。父亲的音容笑貌仿佛就在昨天。回来后，久久难眠，总觉得该写点什么，以告慰老父的在天之灵。
屈指一数，父亲离开我们已整整4年了。
1938年6月，父亲出生在祁东一个边远偏僻的山冲里，他五岁丧父，四兄弟跟着26岁即守寡的母亲，有一顿没一顿地过着贫苦的生活。六岁时，父亲曾上过一年私塾，因交不起五毛钱一期的学费，被迫缀学。七岁即开始上山捡柴，挑到集市卖，攒起来换点食盐和煤油补贴家用。因生活难以为继，母亲忍痛将两个最小的孩子，过继给他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懂事的父亲又偷偷将送与他人达四年之久的两个弟弟领回来，眼泪汪汪地长跪在母亲身边，恳请母亲答应，就是全家饿死，也不要让骨肉分离。父亲的行为最终感动了他母亲和左邻右舍，在大家的极力劝说下，四兄弟最终又围绕在母亲身边，忍饥挨饿地过着苦不堪言的日子。成年后，父亲先后给地主打过长工，做过小生意，当过生产队会计，管理过食堂，凭借一年私塾的功底和后天的勤奋，成为了当时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在吃饱简直是奢望的岁月里，父亲与年长他两岁的哥哥，挑起了养家糊口的大梁，最终含辛茹苦地将两个弟弟抚养成人——一个成为了解放军军官，一个成为了人民教师。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先后生下了一女两男，即姐姐、我和弟弟。在靠工分挣口粮的年代，同村人普遍舍不得送小孩读书，而是全家齐上阵争工分养家糊口。没有文化的父亲却反其道而行之，勒紧裤带送我们姐弟三人读书，希望小孩都能吃上“国家粮”，以此来改变贫穷落后的命运。在我记忆中，瘦弱的父亲经常是起早贪黑地四处为我们筹措学费，遍借过所有的亲戚邻居，其中辛酸可想而知。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红薯经常是我们全家的口粮。有时候，连续好几个月见不到一粒米，每餐都是吃红薯，全家五口人就着一点酸菜，在母亲的严厉监督下，把一大锅煮熟了的红薯干涩地咽进肚子里。后来情况稍好起来后，精打细算的母亲要求我们先吃两坨红薯，方可开始吃饭，以节省全年的口粮。年少的我，对红薯有先天的抵触和反感——那东西实在难咽，且又不好消化。更多的时候，我宁愿饿得头晕眼花，也不肯吃一口。后来家庭经济略有好转，母亲又在家庭推行先吃红薯后吃饭的政策。我总想投机取巧，省掉吃红薯的环节，直接装上一大碗香喷喷的白米饭。在母亲的眼皮下，我在吃红薯时大都在绝食中等待吃米饭，以博得她的怜悯。后来此办法渐渐不灵，每次我便装一碗大红薯逃离母亲的视线，在自家院子里任意丢失。当时的情景，每次我装碗红薯准备在院内乱丢时，家里的鸡都会条件反射地跟在我的后面。为了不让母亲从跟随我后面的鸡群中发现猫腻，有时候我干脆直接把红薯丢到鸡吃不到的地方，如屋顶、池塘，甚至直接埋到土里。但每次都难以逃过母亲锐利的眼睛，最后的结果，母亲发现一次就取消我一顿吃白米饭的权利。为不让正在长身体的我挨饿，父亲每次都成为我的挡箭牌，默默地帮我吃掉红薯份子，然后，省下自己的米饭给我吃。
在我读初中二年级时，一天晚上，几个伙伴相约去近十里路远的电影院看《白蛇传》。电影散场后，我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看热闹。好奇的我也跟着挤进人群，发现父亲脸色苍白地倒在地上，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帮他刮痧。我紧紧抱住父亲，眼泪直流地呐喊着。父亲艰难地睁开眼，颤颤巍巍将一件毛衣塞到我的手中。事后，母亲告诉我，父亲怕我在看电影时着凉，特意给我送来毛衣，但因舍不得买两毛钱的电影票，只好寒风中站在电影院门口等了我两个小时，因散场时人多过度拥挤导致晕眩。
在读高中的时候，我患上了风湿性关节炎，前后治疗了近两年时间。父亲倾其全部家当为我治病。有时，家里卖点鸡蛋，送我到医院打几针；卖点黄豆，又去给我捡几付中药。父亲几乎每天都在为我筹措医药费而奔波，还要给卧床不起的我送饭，背着我上厕所。一位乡里的算命先生告诉父亲，我家的宅基地朝向有问题，命中注定会出一个瘸子。但父亲偏不信命，始终不肯放弃治疗。许多时候，半夜醒来，我看到灰暗的煤油灯下，父亲点着“喇叭筒”，大口地吸着自制卷烟，在烟雾缭绕中陪伴和安慰着默默流泪的母亲度过漫漫长夜。因为家里穷，上不起医院，父亲背着我，遍看过附近所有的土郎中，甚至还信过迷信。每次爬在骨瘦如柴的父亲背上，我都暗自流泪，生怕自己这一辈子会成为父亲的累赘。
后来，我们姐弟三人分别考上了学校，先后参加了工作。我被分配到家乡县城里的建设银行。几乎每个星期放假，我都回到父亲的身边，陪着父亲干些力所能及的农活。看到外出工作的儿子回家，母亲每次都会挖空心思炒上几样好菜，我则陪着父亲悠然自得地喝上几口乡里的米酒，给父亲讲一些外面的见闻和我工作的经历。每次，不胜酒力的父亲都喝得满面通红，幸福感写满一脸。父亲与我在一起，言语不多，每次讲得最多的是农民的儿子能吃上国家粮不容易，叮嘱我好好珍惜自己的工作。
2009年时，父亲不幸患上了肺癌。弥留之际的那个晚上，我把骨瘦如材的父亲抱在怀里，心中充满着内疚和痛苦，忍不住眼泪直流。父亲伸出双手，艰难地为我擦干泪水，断断续续地问我：“回来给单位领导请假了吗？”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父亲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父亲走了四年。现在，我还经常梦见他，梦境中出现最多的画面是，一缕夕阳映红了山间，父亲背着锄头慢慢地朝家中走来，一如生前的慈祥，一如生前的稳健。父亲的一生，历尽坎坷，任劳任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农民不屈不挠挑战厄运的缩影。他对子女的关爱，对家庭的责任，象大山一样的伟岸和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