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对书中提到一句话深有感触。“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以道德代替法制可谓流弊已久，但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悠久道德传统的国家，要认清这种弊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这种弊端，在具体的诉讼官司中体现得最为直接。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独立的司法系统，地方行政长官同时也担负着法官的职责。科举出身的官员读的都是四书五经这些儒家经典，这些缺乏法律经验的官员处理诉讼时，依据的往往是儒家的道德伦理规范。明朝的著名清官海瑞，在陈述他的判案原则时就是这么说的，“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也就是说，要以上下尊卑的儒家伦理和抑强扶弱的道德原则来判案。
南宋理宗开庆年间，胡霆桂任铅山县主簿。当时国家严厉禁止私自酿酒。有一个妇女控告她的婆母私自酿酒。胡霆桂问：“你伺奉你婆母孝顺吗？”她答道：“很孝顺。”“那好，既然很孝顺，就替你的婆母受责罚吧！”于是，胡霆桂按律抽了她一顿鞭子。这顿鞭子抽下去，“政化遂行，县大治。”这样一个判例就是典型的以道德代替法制。
本应婆婆领受的刑罚，却落到了告发她的媳妇身上。胡霆桂的判决虽然不符合法律，却符合当时社会上的道德伦理，这种作法，我比照贪赃枉法，把它称之为“贪德枉法”。如果国家的法律条款与法官的道德观念发生冲突时，就要以法官的道德观念为准，那么法律的威严就势必大打折扣。以道德代替法制的结果，必然是以人治取代法治。因为道德不像具体的法律条文那样清晰明白，它依赖于个人的主观判断。官员可以用道义的理由曲解法律的话，法律就成了一张废纸。
无论是坏官贪赃枉法，还是好官“贪德枉法”，都是人治取代法治。结果就是社会的秩序最终不是取决于法制，而是取决于法官是好人还是坏人。儒家的想法是希望人人都可为尧舜，可惜历史早已证明，这不过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没有制度的保障，人总是靠不住的。
退一万步说，即使法官都是道德高尚的好人，也不见得就能保证判案公平合理。海瑞在苏州担任南直隶巡抚时，就是因为他处理境内的农田所有权纠纷引起轩然大波，任职才8个月就不得不辞职而去。
当时民间高利贷盛行，被迫借款的农民大多不能偿还，期限一到，抵押的土地就为放贷者所有。官方当时规定，土地因不能还贷而被放款者占有，5年之内，仍可以用原价赎回。海瑞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大批要求退田的申请，还指定每月有两天专门收受这一类案件。但实际上的农田产权情况纠纷非常复杂，用时人的话说是“莫知所辨析”。海瑞处理时过于自信，师心自用，再加上他“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的判案原则，引起官宦豪强的激烈反对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监察官员以严厉的措辞弹劾海瑞，说他但凭一己的冲动随意对百姓的产业做出判决，在他的治下，佃户不敢向业主交租，借方不敢向贷方还款。要求罢免海瑞的奏疏也陆续送达御前。最后，海瑞在一片反对声中忿忿不平地辞官而去。
海瑞的失败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利益之争是非常复杂的，没有明确的产权法规，没有健全的法律体系，单靠简单的道德原则去解决产权纠纷是行不通的。当然，法制的不健全并不是海瑞的错，但是法制的缺失也绝非道德可以补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