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理论演进

     金融危机一直是世界经济发展历程中的阻滞因素，从1825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第一次经济危机起，周期性的经济金融危机始终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对各国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为探寻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应对措施，历代各经济学家、各学派提出了众多的金融危机理论。但目前金融危机理论仍缺乏系统性的理论体系，国内外关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及其根源还没有统一的认识。基于此，本文试图梳理金融危机理论，找出金融危机的影响因素。
 
   对金融危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早始于18世纪爱尔兰经济学家Canilon（1755）发表著作《论一般商业的性质》，探讨了银行挤兑的应对方法。古典经济学家John Mill (1848)在《政治经济原理》中分析了商业危机，认为信用的急剧扩大与收缩是主因。法国经济学家Juglar（1862）提出了著名的朱格拉经济周期，认为危机阶段信用崩溃（企业和银行的大量破产）源于金融资本家的趋利性、虚拟资本运行的相对独立性等。19世纪中期，Karl Marx认为货币信用危机大多伴随经济危机而出现，主要由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造成的生产过剩与金融过剩所致。英国经济学家Marshall（1923）在《货币、信用和商业》中认为导致危机的真正原因不是少数企业的破产，而是许多信用没有坚实的基础，信用的波动具有国际传递性。Veblen（1904）在《商业周期理论》中最早提出了金融体系内在不稳定性问题，认为金融体系有内在的周期性动荡力量。Schumpeter（1912）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用创新来解释经济周期问题。因此，早期金融危机理论派生于对经济周期、经济危机理论的研究，从宏微观层面看，尚缺乏缜密的分析与推理及完整意义上的理论体系。
 
   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掀起了金融危机研究的热潮。Fisher (1933)的债务—通货紧缩论最有代表性。认为金融危机是周期性的，繁荣阶段，银行信贷过度导致企业过度负债；经济萧条时期，企业破产，银行出现大量不良资产导致通货紧缩，金融危机爆发。Keynes (1936)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从宏观角度研究了危机发生的机理，认为危机的产生不是投资过度问题，而是从事投资的环境不稳定，三大规律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和货币灵活性偏好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致使投资预期得不到实现而出现经济周期变动。Friedman和Schwatz (1963)在《美国货币史》中认为，金融危机是产生或加剧货币紧缩效应的银行业恐慌，恐慌通过影响货币供给进而影响经济活动，但只要公众相信货币当局会充当最后贷款人，银行业恐慌就可避免。因此，20世纪30～60年代的金融危机理论主要从宏观视角阐释成因并提出相应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并被当时政府部门采纳，这一时期是西方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20世纪70年代后，信息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博弈论的兴起，为金融危机理论奠定了微观基础。Minsky（1982）的金融脆弱性假说基于代际遗忘和竞争压力，解释了金融体系的内在不稳定；Kindleberger（1978）认为危机由大众的狂热和群体心理导致，具有随机性特征；Diamond和Dybvig（1983）认为危机源于银行挤兑事件，银行能将不具流动性的资产转化为具有流动性的资产，这一功能使银行容易遭受一些由随机事件引发的挤兑。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Ackerlof（1970）认为借款者和贷款者所拥有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逆向选择导致债务市场的柠檬问题。Stiglitz 和Weiss (1981)认为信息不对称导致信贷配给，而逆向选择问题的日益严重将导致信贷下降和经济收缩。Bernanke 和Gertler（1989）证明了借款者的净资产值越低，代理问题越严重，源于道德风险受到的惩罚就越小，这会导致信贷收缩，投资和总经济活动下降。Miskin（1994）利用信息不对称理论解释了金融结构的八大特征，1996年的进一步研究得出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金融结构和不利的政府监管更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认为金融危机引起的因素，包括利率的上升、不确定性增加、资产负债表的恶化及银行恐慌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货币危机理论是学界的焦点之一，先后出现了四代货币危机理论。第一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政府过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导致经济基本面恶化，引发对固定汇率的投机攻击并最终爆发危机（Krugman，1979）。以Obstfeld，Esquivel和larrain（1994,1996）为代表的第二代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危机是经济的多重均衡和危机的自促成性质导致的，投机者的信念和预期最终导致政府捍卫或放弃固定汇率制。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以Krugman（1998）为代表的学者将分析的重点落脚于微观层面(主要是金融中介)，认为企业的财务困境、脆弱的金融体系等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第四代模型认为前三代模型所强调的原因只是表象，其深层原因应该是制度问题。Krugman(2001)强调开放性制度对金融危机爆发的影响。Eichengreen和Arteta (2000)认为银行业危机主要源于信贷过度膨胀、汇率制度、外部的不稳定因素、急速推进的金融自由化、审慎性监管不足、法律和制度架构等方面的缺陷，将宏观经济变量、微观基础和政府行为等统一起来进行分析。
 
   20世纪80、90年代后，随着系统科学和演化经学的发展，非线性经济学发展起来。Grandmont（1985）认为简单确定的系统可以产生复杂不确定的行为，金融危机是由体系中内在的随机性金融活动造成的。在非线性机制作用下，某一单个微观风险可能按几何级数放大，导致宏观经济发生剧变，产生金融危机，其非线性效应表现为羊群效应、关联效应、杠杆效应。行为金融学提出了非理性泡沫和羊群行为理论，认为证券市场经常性出现过度自信（Alpert，1982；Odean，1998)和反应过度（De Bonded和Thales，1985)，是人类认知偏差引发的市场行为，易导致资产泡沫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综上可知，伴随金融危机的爆发，金融危机理论分析视角从宏观层面发展至微观领域。引起金融危机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一是宏观基本面因素，如经济发展稳定状况、经济周期、经济结构、国际经济秩序等；二是微观因素，如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企业过度负债、信息的不透明、金融体制不健全等；三是投资者过高的心理预期引发其非理性的投资行为和由羊群效应所引发的盲从行为；四是政府行为、政治法律文化等制度性因素；五是自然灾害、战乱、谣言等一些随机因素。（暮云支行    邹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