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血脉联通是否顺畅，不仅影响到它们自身的健康成长，更事关经济体系的效率和活力。如果银行资金游离到实体经济循环链之外，背离服务企业的本质要求，虽然在虚拟市场价格暴涨的支撑下，经济金融可能会出现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实体企业会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陷入停滞，银行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散等功能缺位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一旦遭遇外部冲击，经济金融震荡就会在所难免，银行的经营状况也会出现逆转。
银行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在实体经济的发展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我国商业银行在对冲周期性经济波动、推动实体经济稳定增长，以及引导资源优化配置、支持经济结构转型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然而，2012年上市公司年报披露后，个别人由于缺乏对银行和企业运行规律的准确认识，仅仅根据部分上市公司财务费用超过净利润50%，以及银行利润结构多元化程度不足且利润总量领先于其他上市公司等情况，就错误地得出了“实体经济为银行打工”以及“银行掠夺企业利润”等结论。
为还事实本相，本文一方面从宏观视角上，探讨银行和企业以及实体经济之间相互作用的机制，揭示它们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在微观层次上，对银行和企业的财务费用、利润、利差等经营指标进行分析，探讨企业财务负担与银行定价是否合理等问题，最终证实了银行与企业之间不是“单向掠夺”，而是“互相支持”的。
银行利润来源合理，且与企业利润之间没有出现明显脱节
回顾银行业诞生、发展和演进的历程，社会融资中介一直是银行重要的和核心的功能所在，存贷款则是银行最为本源和最为基础的业务，因此，息差收入成为银行盈利的主要来源就是自然而然的。当然，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商业银行因应实体经济的需求，在传统的资金融通业务之外，开发出资产管理、资产托管、投资银行、企业年金、私人银行、贵金属等一系列新的金融产品、工具与业务，盈利来源更趋多元化。
但与国外同业相比，由于我国实施的是较为严格的分业经营，银行业务创新的空间十分有限，因而息差收入的占比相对较高。例如，在国际大银行中，保险业务收益和投资收益在盈利结构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但我国银行受牌照所限，只有少数银行旗下设有保险公司，且均为刚刚起步；银行投资的领域也较为狭窄，仅限于国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等低风险的产品，难以实现增加收益和风险分散的目的。
根据统计，在国际大银行通常经营的22项综合性业务中，我国银行业已经开办的只有10项，且主要是一些与商业银行传统功能高度相关的业务，因而盈利来源也相对单一。可见，银行目前以息差为主的盈利结构的形成，既有历史原因，也有政策背景，它与银行是否通过“压榨”企业谋取利润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银行的资产和资本规模庞大，因而虽利润总量较大，但在盈利能力上与其他企业和行业却是基本一致的。例如，截至2012年末，沪深A股全部上市公司总资产为120.8万亿元，其中上市银行的总资产约85.9万亿元，在全部上市公司总资产中的占比为71%；同年，上市银行的净利润约1.04万亿元，在全部上市公司利润中的占比为52%。也就是说，上市银行以71%的总资产获取了52%的利润，可见，银行利润总量的巨大来源于其资产总量的巨大，从盈利能力上看，银行业并没有与其他上市公司产生明显差距。
若以净资产收益率来衡量，银行的收益表现并不突出。2012年A股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最高的接近145%，而上市银行的净资产收益率普遍在15%～25%之间，在上市公司中处于中上游之列。即使净资产收益率较高的民生、招行和工行等也只排在100位左右。
在利润的增长水平上，银行业在各大板块中表现中等。2012年，上市银行利润增长率为15%，虽领先于医疗保健、可选消费、能源、工业、信息技术、材料等板块，但与电信服务、公用事业、日常消费等板块亦有较大差距，从而印证了马克思提出的“银行赚取社会平均利润率”的理论。
当然，与以往相比，2012年出现负增长的上市公司数量明显增加，这主要是由于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背景下，以往依赖低成本优势开拓市场的企业在要素价格上涨、人民币升值、外部市场收缩等不利情况的夹击下，业务增长模式面临的调整压力十分迫切。而银行业由于具有典型的资本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的特征，受资源成本上涨和供应瓶颈的影响相对较小，特别是在体制机制改革所释放出的动能的支撑下，利润增速基本保持稳定。但与各个板块的平均水平相比，银行并没有出现明显脱节。
企业财务负担没有明显加剧迹象，银行挤占企业利润的质疑没有根据
财务费用是企业为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等而发生的筹资费用，因而是从企业端出发来衡量财务负担的一个重要依据。基于对财务费用内涵的理解，我们主要通过三个指标来分析企业财务负担的变化情况，考察的样本是40个工业大类的经营数据：
1.财务费用/负债。财务费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企业负债的价格，十年间，工业企业为百元负债所支付的价格从2.37元减少到了1.95元，节约了0.42元。
2.财务费用/各项成本。成本和费用都是企业收入的扣减项。2001年以来，工业企业财务费用在各项成本(各项成本=销售成本+销售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中的比例的峰值为2.04%，可见财务费用本身并没有对企业构成明显的负担。并且，财务费用在各项成本中的占比是明显下降的，到2012年仅为1.25%。
3. 财务费用/销售收入。因为财务费用可被视为企业为销售活动间接支付的成本，因此财务费用/销售收入就可理解为企业为获取单位收入所需支付的资金费用。十年来，这一比例从2.12%到1.32%，同样呈现了明显下降的趋势。
然而，在使用财务费用这一指标进行分析时，还需注意以下两点：
一是应在正确理解财务费用内涵的基础上，科学使用这一指标。例如，目前一些媒体所采用的财务费用/净利润指标，虽源自利息保障倍数，但它在含义和指向上是模糊不清的，并不适合用来衡量企业的财务负担。出于数据可得性和分析便利性的考虑，财务费用/净利润将利息保障倍数中的息税前利润替换为了净利润。但息税前利润是企业没有扣除利息成本的收益。将财务费用与息税前利润对比，可以判断出在企业的经营成果中，融资方所分享的比例。而在企业的净利润中，并不包含融资成本这一部分，因而财务费用/净利润与利息保障倍数“失之毫厘差以千里”，根据这一指标得到的结论与客观事实之间是存在明显差异的。
财务费用/净利润指标不适合用来评价财务负担，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很多因素都会推动这一指标发生变化，而不能仅仅归因于财务负担。例如，从理论上讲，企业资产的扩张会带动利润增长，负债的扩张则会引起财务费用的变化。因而，资产负债的不同步调整会带动财务费用/净利润指标的变化。实证分析的结果也证实了资产负债率与财务费用/净利润指标之间的密切关联。
我们以2001年以来40个工业大类的季度数据为样本，计算出的这两个指标的相关系数高达72.1%，其中，农副食品加工业、医药制造业、食品制造业和烟草制品业等行业的相关系数甚至高于90%，显示出非常显著的相关性。因此，次贷危机后，上市公司资产负债率的普遍攀升，显然是拉动财务费用/净利润指标发生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是无论财务费用与销售收入、各项成本，还是总负债的对比关系，所衡量的都是企业的财务负担，而非企业偿还银行贷款本息的压力。原因在于，财务费用从结构上讲，主要包括利息支出(减利息收入)、汇兑损益以及相关的手续费、企业发生的现金折扣或收到的现金折扣等。其中，利息支出的确是企业财务费用构成中的主体。但由于我国融资体系的多元化程度一直在提升，到2012年底，银行贷款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例只有52%，较10年前下降了40个百分点。因此，财务费用与企业所需支付的银行利息成本之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对应关系。要准确判断企业还贷负担，还需从银行端来考察。
在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下，利差一直保持较低水平，银行无法通过垄断定价的方式牟利
随着中国银行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数量迅速增加。截至2012年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共有法人机构3747家，仅全国性商业银行就有数十家。其中，最大单一银行的市场份额占比为13%左右，工、农、中、建、交五家最大银行加起来的市场份额也不到45%。我国银行业的市场集中度甚至低于市场机制最为发达的美国。在美国，资产规模在100亿美元以上的银行在美国市场上的资产占比达74%。也就是说，1%的大银行占有了美国四分之三的银行资产，其余99%的银行总共占有的市场份额只有四分之一。
具体到各类银行业务，由于不存在某些业务领域只允许特定银行经营的情况，同业之间的竞争也是非常充分的。既然企业可以完全自主的选择金融服务提供商，那么，任何一家银行在制定金融产品价格时必然面临“量”与“价”，“利”与客户关系之间的博弈与权衡。因此，虽然中国现行利率政策不对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进行约束，但由于市场环境是高度竞争的，任何一家银行都不具备市场价格的主导权，不可能以高定价的方式去挤占企业利润。
然而，与正规银行体系相比，我国民间资金由于游离在监管和调控范围之外，在定价上与银行贷款利率往往会出现较大背离。加之我国金融体系的层次还比较单一，覆盖面有限，部分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由于管理不健全、报表不规范、抵押品较少等原因，往往更多的到民间资金处获取融资。一旦经济环境出现不利变化，民间资金的价格就会因供求关系改变而大幅上升。
例如，2011年9月至年底，全国民间借贷的年综合利率达到25%，在浙江、内蒙古等民间金融发达的地区，甚至达到过月息2角(折合年利率240%)的畸高水平。而同期大型银行对小微企业的综合年利率(贷款利率+各种手续费)仅为8%-10%之间。民间资金的“漫天要价”加剧了小微企业的财务困难，并引发了部分小微企业资金链断裂、经营失败和企业主“跑路”等连锁事件。可见，由小微企业这一群体的财务困境是无法得出银行贷款高定价的结论的。
贷款的定价是否合理，我们可以用银行的利差来说明。这一指标既可用来衡量银行通过资金中介业务所获取的收益，也可以间接反映企业融资成本的高低与否。从存贷款名义利差看，中国银行业的利差是趋向于收窄的。
次贷危机以后，央行数次调整法定存贷款基准利率，名义存贷款利差逐步缩小，一年期存贷款名义利差由4.5%下降了1.35个百分点至3.15%，年均下降0.27个百分点。特别是在央行进行的4次非对称升息中，贷款利率上升程度低于存款利率的有3次；而在5次非对称降息中，贷款利率下调的程度全部超出了存款利率，也可以说明，名义存贷款利差的调整中充分考虑了实体经济对融资成本的承受能力。
与名义存贷款利差相比，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NIM，即单位生息资产的利息净收入水平，反映银行生息资产的盈利能力。其计算公式为：净利息收益率=利息净收入/生息资产平均余额×100%)在评价企业融资成本方面更为客观和科学。从长期看，受名义存贷利差收窄影响，国内商业银行NIM的平均水平总体上是趋向下降的，已经由2008年的2.96%降至2009年的2.25%，下降了71个BP，2009年三季度后，NIM有所回稳，目前已回到2.57%的水平，但仍比2008年低39个BP。
此外，与国际同业相比，中国商业银行的净利息收益率也处于较低水平。在进行国际同业利差水平对比时，我们所选取的样本行既有来自发展中经济体的，也有来自发达经济体的，既有实施综合经营的金融集团，也有仍以传统业务为主体的商业银行，体现出较强的广泛性和代表性。结果显示，三家中国商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2012年的平均利差水平为2.52%，不仅与发展中经济体样本行的平均利差(4.34%)有较大差距，而且低于已实现利率市场化的发达经济体样本行的平均利差(2.73%)。因此，对于中国银行业依靠高利差，躺着都能赚钱的指责显然是违背事实的。
从长远视角看，银行与企业之间是休戚相关的，银行不可能依靠“掠夺”企业获利
银行和企业都是实体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它们在物质和精神产品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中发挥的作用不同。银行提供的金融产品和服务，降低了企业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企业的运营效率，也理应从中分享企业成长的红利。但由于企业所支付的贷款利息是从其收入中扣减的，因而从表面上看，银行和企业的利润似乎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故有银行“挤占”甚至“掠夺”企业利润之说。
事实上，银行和企业之间是唇齿相依和休戚与共的，银行如果在金融服务的过程中一味地去挤占企业的利润，无异于“竭泽而渔”和“杀鸡取卵”。企业的发展离不开银行，这不仅体现银行贷款对企业生产和销售等活动的支持，银行的中间业务(比如支付结算、代理、担保承诺、顾问咨询等业务)还可凭借其专业的人才、技术、信息、机构等优势，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各环节中因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摩擦与障碍，从而提高企业的经营效率。与此同时，企业也是银行存在的基础，作为银行的主要客户，企业为银行提供了业务发展的空间和金融创新的动力。
银行与企业之间的血脉联通是否顺畅，不仅影响到它们自身的健康成长，更事关经济体系的效率和活力。如果银行资金游离到实体经济循环链之外，背离了服务企业的本质要求，虽然在股市、汇市、房地产等虚拟市场价格暴涨的支撑下，经济金融可能会出现虚假繁荣的景象，但实体企业会因缺乏资金支持而陷入停滞，银行资源配置和风险分散等功能缺位也不利于经济的健康成长。一旦遭遇外部冲击，经济金融震荡就会在所难免，银行的经营状况也会出现大幅逆转。
例如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资产价格的迅速上扬诱使银行资金“脱实向虚”，银行不仅大量投资股票，而且放贷的重点也转向了建筑业和不动产业，房地产行业贷款比例迅速扩大，而投向制造业等实体经济的贷款比例却持续下降，致使经济泡沫化程度不断加剧。由此引发的生产成本飙升等问题也促使日本公司纷纷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国内工业部门减少。曾以“制造大国”著称的日本出现了“外实中虚”的局面。于是，经济泡沫被挤出后，不仅经济陷入了长期低迷，而且银行业缺少了能够支撑其持续发展的依托，坏账累积、经营失败的问题非常普遍。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经济金融之间的密切联系说明，银行抬高金融服务价格，或者脱离实体企业的服务要求，即使能够带来短期盈利，但从长远的视角看，会在抑制企业经营活力的同时削弱银行发展的基石，因而不是理性的、可持续的银行发展道路。
根植企业需求，提供高效的金融服务，不仅是增强企业竞争力的外在要求，也是银行自身安全稳定发展的内在诉求。中国商业银行，特别是大型商业银行深谙这个道理。在新中国60载的经济建设中，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始终坚持服务于实体经济与企业，在休戚与共、风雨同舟中，与实体经济和企业共同成长。今后，我国商业银行将更加注重对实体经济与企业的支持和服务，在实现民族复兴和全面构建小康社会的中国梦中，更好地发挥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