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流动人口将是受益最大的群体。收入提高将大大提升流动人口消费能力，从而为消费金融带来新的增长点。而随着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增长，以及通过“户籍改革”逐步得到购房资格，他们的住房需求将大幅增长。同时，随着观念的改变，农民工与农村农民的消费升级不可避免。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支出将会有较大提升。但由于新型城镇化将更加重视城市公共交通与城际轨道交通的发展，预计汽车保有量的增速将减缓，汽车贷款增长空间有限。另外，农民工由于其在异地就业并且具有较高的流动性，因此具有其特殊的金融产品需求：一是便捷的支付结算体系；二是生产性信贷的产品创新；三是金融知识的培养。
近十年来，我国城镇化快速发展，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虽然大中城市是我国经济活动的重心，但小城市(城镇)吸纳的人口超过大中城市。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以“要地不要人”和“以地生财”为主要特点的城镇化模式已无法持续。“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均着重论述了城市布局、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城镇承载能力等问题，其中“十二五”规划的表述更清晰、具体、务实、灵活。“新型城镇化”将通过多方面、多层次的制度改革，来释放改革红利，催生新的增长点，使中国经济仍能保持平稳增长。新型城镇化的推进，也将会给消费金融带来新的特点及增长点。
城镇化的过去和未来
1.城镇化的历史发展阶段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城镇化进程较为曲折。从建国至1957年，城镇化工作重心是恢复重建和旧城改造。在城镇化布局上，考虑当时国际和国内环境，1956年，国务院提出“根据工业不宜过分集中的情况，城市发展的规模也不宜过大”。1957年，城镇化率达到15.4%；1960年，城镇化率迅速提高到19.7%。而后，由于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动荡等因素，从1961年起直至1978年，城镇化出现徘徊停滞。
而后，改革开放推动城镇化进入新阶段。改革开放后的城镇化又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在改革开放背景下，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典型代表是乡镇企业的崛起。第二阶段：1992-2002年，该阶段的城镇化以城镇土地市场化为主要动力。1993年起，国家对土地市场进行了深化改革，全国性土地市场建立了起来，商业性用地使用权实行公开招拍挂制度。城市地方政府建立“土地财政”奠定了制度基础。
1994年我国开始实行分税制财政体制改革，并同年推行城镇住房改革，1998年停止住房福利分配制度。第三阶段：2002-2012年，这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以经营土地所获收益作为城市资本原始积累和地方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房地产市场逐渐繁荣。
2002-2012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7个百分点。2012年末城镇人口为7.12亿人，比1978年增加5.39亿人。学者普遍预计，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65%-70%。
2.未来城镇化发展模式将会发生转变
在城镇化率达到一定程度之后，原有城镇化的进程也将有所放缓。以日本为例，城镇化率增长最快的时间是20世纪60年代，在这10年中，日本的城镇化率从43.7%跃升到53.5%，这10年的平均城镇化增长率接近1%。但在超过50%以后，日本的城镇化速度开始放缓。70年代以后，在城镇化率超过70%后，日本的城镇化率转为平稳增长。而美国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城镇化率达到64%之后，开始逐步进入成熟和平缓发展阶段。
我国过去的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特点是，土地的城镇化要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通过拆迁、征收农地和修建房屋，城市扩张的速度非常快，大量失去土地的农民或自愿或被迫地进入到城市中，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社会福利。
1995～2010年，城市面积扩张的速度达到年均7%，城市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仅略高于3%。考虑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统计差异，人口城市化率只有37%，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的特征更加显著。37%这个数字和51.3%这个统计局所公布的数字的差异在于2亿多的流动人口。
在未来的城镇化过程中，这部分流动人口的社会福利问题是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就很可能出现拉美的“贫民窟”，从而造成各式各样的社会问题。
对此，相关部门已意识到这一点，2012年11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推进“新型城镇化”，说明中央希望对于城镇化的进程和发展模式进行一些调整。新型城镇化的核心要点可能主要包括城市非户籍人口市民化、城市公共基础建设、城市集群等内容。
在新型城镇化的框架下，预计新一届政府将会强调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收入分配改革、户籍制度改革、住房体制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投融资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都可能会囊括在内。虽然任何体制改革都需要牵涉现有的利益集团，预计步伐都会比较迟缓，但这些改革措施是迟早需要进行下去的，也会释放一些制度红利，从而使得中国经济仍然能够保持平稳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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